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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廉政要聞

          以案明紀釋法 | 股權分紅表象難掩受賄犯罪本質

          稿件來源: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 發布時間: 2024-04-03 08:25:57

            【典型案例】

            2019年初,G省K市市委書記甲接受私人企業主乙的請托,利用職權幫助乙辦理采礦許可手續,乙承諾送給甲T縣采礦收益的25%作為“感謝費”。為規避調查,乙按照甲的要求成立F公司專門經營T縣的采礦業務,甲指定特定關系人丙代持其在F公司25%的股權,但甲和丙均未出資。為開展申報礦權的前期工作,乙陸續向F公司投入2000余萬元,甲沒有向公司投資。2020年5月,F公司在申請采礦許可的最后階段資金匱乏,乙請求甲向F公司轉款250萬元以維持其運轉,表示F公司一旦獲得采礦許可,就具備轉讓價值,就可以通過轉讓回本獲利,如果甲不愿出資,則會從其他渠道籌資。同時,乙許諾,若甲愿意轉款,則在收到F公司轉讓款后,先歸還甲的250萬元,然后計算利潤,并從利潤中按25%的比例分給甲“感謝費”。甲同意,安排丙以實繳股本的名義轉賬250萬元給F公司。2020年9月,F公司獲得采礦許可,甲為了盡快收回250萬元出資并獲得“感謝費”,介紹商人丁收購F公司。丁與乙隨后達成收購協議,甲據此收回250萬元,乙收到收購款,共計獲利1066.8萬元,乙將其中25%即266.7萬元分給甲,由丙以獲取分紅的名義代收。

            【分歧意見】

            第一種意見認為:2019年,甲和乙合作成立F公司,2020年5月,甲通過丙以實繳股本名義轉賬250萬元給F公司,已盡到了股東的出資義務。乙獲取的唯一收益是將F公司溢價轉讓。在此過程中,甲參與討論該公司轉讓事宜,并介紹丁收購F公司,表明甲已參與F公司的經營。既然甲已履行股東的出資義務,并參與公司經營,故不構成犯罪,其行為應定性為違反廉潔紀律違規經商辦企業,乙分給甲的266.7萬元是違紀所得。

            第二種意見認為:甲雖然以實繳股本的名義投入250萬元,但其是在F公司即將獲得采礦許可、有明確的盈利機會時,才投入資金,且乙許諾收到F公司轉讓款后先歸還甲250萬元,再計算利潤,因此,甲投入的資金不承擔經營風險,應視為借款。甲介紹丁收購F公司,是為了盡快收回250萬元并獲取更高額的“感謝費”,不應視為參與公司經營。甲利用職權為乙謀取利益并收受好處,出資或合作經營公司只是掩蓋行受賄關系的幌子,對于甲的行為應以受賄論處,乙給甲的266.7萬元系甲的受賄所得。

            【評析意見】

            筆者贊同第二種意見,具體分析如下:

            一、甲投入F公司的250萬元不應認定為股權投資

            甲通過丙以實繳股本之名轉給F公司250萬元,但是,這筆投入不應視為股權投資。第一,從獲取F公司股東身份的目的看,甲不是為了參與公司經營并獲利,而是為了規避調查,才要求乙成立F公司,并以股權分紅為名收受“感謝費”。第二,從時機看,甲投入250萬元時F公司沒有經營風險,只有明確的收益預期。從2019年初開始,F公司為了辦理采礦許可,開展了很多前期工作,甲沒有進行任何投入。直到2020年5月,乙明確告知甲,只要F公司能夠維持到辦理采礦許可,就可以轉讓該公司獲利,而且在轉讓后,會優先返還甲投入的錢,甲在不需要承擔風險的前提下才投入資金。第三,從甲在公司中承擔的責任看,乙表示,因希望得到甲的關照和支持,如果甲確實不愿意投入250萬元,乙會從其他渠道籌資,而不會強迫甲基于股東義務出資,甲實際上不承擔一般股東應有的責任。

            綜上,甲取得F公司股東身份是為了規避被查處,投入250萬元時,明知無風險,且是為了讓乙兌現許諾的“感謝費”,客觀上,由于乙不會讓甲承擔債務,甲的出資不存在風險,因此,盡管甲是以股權投資的名義轉賬250萬元,但不應視為股權投資,而應視為F公司向甲的借款。

            二、甲利用職權為乙謀利與獲得F公司25%股權本質上系權錢交易

            如前所述,甲接受乙的請托,利用職權為乙辦理采礦許可手續提供幫助,乙為了感謝甲,承諾從T縣的采礦收益中分25%給甲。甲同意,但認為直接收錢風險大,才要求乙成立F公司,甲通過丙代持在F公司占25%股權,以股權分紅之名掩蓋行受賄之實。甲獲得F公司的股權,不需要實際繳納股本,也不需要承擔公司虧損,因此甲獲得F公司這25%的所謂股權,只是為了讓行受賄關系更為隱蔽而披上的偽裝,此后,甲以占股25%的比例獲取乙輸送的“利潤”266.7萬元,權錢交易特征明顯。根據“兩高”《關于辦理受賄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》“三、關于以開辦公司等合作投資名義收受賄賂問題”相關規定,“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請托人謀取利益,以合作開辦公司或者其他合作投資的名義獲取‘利潤’,沒有實際出資和參與管理、經營的,以受賄論處”。因此,甲的行為應以受賄罪論處。

            三、乙從轉讓F公司的收益中分給甲的全部錢款均系甲的受賄所得

            甲利用職權為乙辦理采礦許可手續提供幫助,乙從轉讓F公司的收益中分給甲25%作為“感謝費”,這是甲與乙之間的權錢交易內容,甲讓乙設立F公司,并收取25%的股權,只是為了規避被查處,實際上甲并未投入股本金,乙也未代甲出資。二人在主觀上,均認為25%是計算行受賄數額的比例,“感謝費”是T縣采礦收益的25%。因此,根據“兩高”《關于辦理受賄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》“三、關于以開辦公司等合作投資名義收受賄賂問題”相關規定,甲從乙轉讓F公司所得利潤中分得25%對應部分即266.7萬元,應全部認定為受賄數額。

            有觀點認為,在轉讓F公司過程中,甲參與了商討和決策,并介紹丁收購F公司,其付出的勞動應有相應的價值,應從受賄數額中扣除其參與商討、決策和聯系買家所應得的勞動報酬。筆者認為,甲不遺余力推動轉讓F公司,一是為了盡快收回250萬元,二是希望能推高收購價以獲取乙更多“感謝費”,這是甲為了兌現自身的非法利益而采取的手段,不應視為參與公司經營、管理,其獲得的266.7萬元就不應視為包含勞動報酬。(杜威利 作者單位:廣西壯族自治區紀委監委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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